文帝时期，贾谊洞察到济北王、淮南王先后谋反的严峻态势，视其为警示信号。他敏锐地察觉到同姓诸侯王势力的急剧膨胀，已对封建国家的稳定构成威胁。为此，他向文帝呈递《治安策》，进行了深刻的剖析：

首先，异姓王的叛乱虽已被平息，但同姓王的问题却日益凸显，已有明显征兆，皇帝务必提高警惕。他言道：“其异姓负强而反，汉已幸胜之矣，又不易其所以然。同姓袭是迹而动，既有征矣，其势尽又复然。”

其次，当前同姓王势力庞大，朝廷难以有效制约。“一胫之大几如腰，一指之大几如股。”手足肿胀，难以指挥。“失今不治，必为锢疾。”同姓间的相互残杀已露端倪。“今或亲弟谋为东帝（指淮南王），亲兄之子西乡而击。”目前，朝廷尚能掌控诸侯，因诸侯王年幼，设有傅、相，掌握实权。然而，若皇帝威权日衰，恐将出现“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”的局面。

再次，诸侯王中，强者往往率先谋反。他以长沙王为例，指出其不反并非因其天生忠诚善良，而是因其势力微弱，仅有二万五千户，故而“功少而最宽，势疏而最忠”。他又对比樊哙、周勃与韩信的情况，进一步说明不强者方能保住忠臣地位与性命。

基于此，贾谊明确提出处理诸侯王问题的策略：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”建议皇帝广施恩泽，将大国拆分为小国，“力小则易使以义，国小则亡邪心。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制从，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，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。”

贾谊所倡导的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策略，后来成为西汉朝廷处理并最终解决藩国问题的核心指导思想。然而，当时文帝并未立即采纳。直至贾谊逝世后，文帝十六年（公元前164年），文帝追念贾谊的先见之明，将齐地分割为六国，淮南王地分为三国，这一举措实质上正是贾谊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主张的具体落实。

藩国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激化，终于在景帝前元三年（公元前154年）爆发了吴、楚七国之乱。吴王刘濞自高祖十二年受封以来，逐渐成为诸王国中实力最为雄厚者。吴国拥有豫章郡铜山，刘濞广招天下亡命之徒，大规模铸钱，煮海水制盐，以致国库充盈，无需向百姓征税。“百姓无赋，卒践更，辄与平贾。岁时存问茂材，赏赐闾里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，公共禁弗许。”刘濞处心积虑经营长达四十年，因而敢于与朝廷分庭抗礼。早在文帝时期，他便借故不朝。晁错继贾谊之后，在担任太子家令时，亦多次建议对吴国实施削地政策，然而文帝并未采纳。

鉴于吴王骄横跋扈，景帝时期，晁错再次呈上《削藩策》，主张诸王“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，其反速，祸小；不削，反迟，祸大。”景帝三年，采纳晁错之策，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、赵王的常山郡以及胶西王的六县，并计划依次削夺吴王的封地。于是，吴王刘濞联合楚、胶西等国密谋反叛。待削吴会稽、豫章郡的诏书送达，吴王随即起兵，诛杀汉朝派遣的二千石官员。胶西、胶东、蓄川、济南、楚、赵等国亦纷纷响应，一同反叛。吴国率先在广陵（今江苏扬州）发兵，吴王下令军中：“寡人年六十二，亲自统帅，幼子年十四，亦冲锋在前。凡年岁与寡人相仿或与幼子相近者，皆须从军。”全国征调士卒共计二十余万人，并南联闽、南越，亦派兵随吴。吴军西渡淮河，与楚军会合，遣使致书各诸侯国，宣称其三十余年夜以继日筹备，其财物“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”，若各诸侯需赏赐部下，吴国可尽力提供。同时提出，重赏捕斩汉将大臣及率军或城邑投降者。以诛晁错、清君侧为名，合兵西进。吴、楚联军共同进攻忠于汉朝的梁国，攻破棘壁（今河南柘城县境），斩杀数万人。

七国之乱爆发，朝廷震动不已。景帝紧急任命太尉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东进，迎击吴、楚联军；同时派遣郦寄攻打赵国，栾布进攻齐国，并擢升窦婴为大将军，驻守荥阳，以策应前方战事。周亚夫抵达洛阳后，咨询其父周勃的旧友邓尉，采纳其建议，避免与吴、楚主力正面交锋，而是坚守昌邑南部（今山东金乡县境内），并派遣轻骑兵切断淮河、泗水的重要通道，截断吴军的粮草供应线。梁国独自面对吴、楚大军的正面冲击，向周亚夫求援，但亚夫坚守不出，未派援兵。梁孝王遂命韩安国、张羽率军迎战吴军，取得小胜。吴军主力欲西进，却因梁孝王坚守而未能突破。吴军转而攻打昌邑，周亚夫依然坚守不出。吴军远离后方，粮草断绝，士兵饥馁，纷纷叛逃，最终被迫撤退。周亚夫趁机出动精兵追击，大败吴军。吴王刘濞弃军逃至丹徒（今江苏丹徒），最终死于东越。楚王刘戊兵败自杀。自乱起至平定，仅历时三个月。在吴、楚发兵情势最为紧急之际，景帝因听信袁盎的建议，误杀了晁错。

吴、楚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，标志着西汉藩国割据势力恶性膨胀的最终崩溃。叛乱平息后，吴、胶东、蓄川、济南、赵等诸国被废除。朝廷借平叛之余威，剥夺了各诸侯王的行政权，明确规定诸侯王不再直接管理民众，削减了王国官吏编制，并将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。自此，诸侯王势力强大、难以控制的局面得以显著缓解，汉朝的统一国家基础因此进一步稳固。

梁孝王刘武，乃汉文帝之幼子，景帝之胞弟，备受宠爱。他统辖四十余城，坐拥天下肥沃之地，财富无数，珠玉宝器远超京城。广纳四方英才，如吴人枚乘、严忌，蜀人司马相如等，皆为其座上宾。在平定叛乱之际，他全力阻挡叛军西进，以皇室至亲身份拱卫朝廷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因而愈发骄纵。在梁国境内，他出行皆以天子仪仗，随从车马浩荡，千乘万骑。窦太后曾有意让景帝百年之后传位于弟孝王。然而，梁孝王听闻袁盎向景帝进谏，反对立弟而坚持立子，竟与宠臣羊胜、公孙诡密谋，派遣刺客多批潜入长安，刺杀袁盎及其他朝臣十余人。阴谋败露后，景帝对他日渐疏远。景帝中元六年（公元前144年）四月，梁孝王辞世，朝廷遂将梁国一分为五。

封国问题在西汉前期尤为严峻。尽管同姓王国一度肩负拱卫皇室的重任，尤其在平定七国之乱时，与皇室关系紧密的梁国更在捍卫京师中立下赫赫战功，然而，诸侯王国因其割据特性，往往演变为对抗朝廷的势力。铲除这些割据势力，实为巩固国家统一之必需。历经平定七国之乱，至武帝时期，方具备进一步解决封国问题的契机。